一、老大哥

2010
一、老大哥 每天早上,王二都要在床上从一数到十。这件事具有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。假如数出来是一个自然数列,那就是说,他还得上班,必须马上起床。假如数出的数带有随机的性质,他就不上班了,在床上舒舒服服地睡下去。假如你年龄不小并且曾在技术部工作多年,可能也会这样干。因为过去你遇到过这种情况:早上到班时,忽然某个同事没来。下班时大家去看他,他也不在家。问遍了他的亲戚朋友,都不知他上哪儿去了。在这种情况下,你作为部里的老大哥,就会提心吊胆,生怕他从河里浮出来,脑盖被打得粉碎——这种情况时有发生。过些日子你收到一张通知:某同志积劳成疾,患了数盲症,正在疗养。这时你只好叹口气,从花名册上勾去他的名字,找人作见证,砸他的柜子,撬他的抽屉,取出他的技术文件,把他手上的活分给大家;再过些日子,他就出来了,但不是从河里出来——简言之,上了电视,登上报纸,走上了领导岗位,见了面也不认识你。这一切的契机就是数盲症。这种病使你愤愤不已、心理不平衡,但是始终不肯来光顾你,你恨数盲症,又怕得数盲症,所以就猜测并且试探它发作起来是何种情形。未离婚时,我前妻见到我这种五迷三道的样子,就说:你简直像女孩子怕强奸一样。我认为这是个有益的启示,遗憾的是我没当过女孩子,不知道是怎样一种情形;问她她也不肯讲。她甚至不肯告诉我数盲症是像个男人呢,还是像男人的那个东西。 2010年我住在北戴河,住在一片柴油燃烧的烟云之下。冬天的太阳出来以后,我看到的是一片棕色的风景。这种风景你在照片和电视上都看不到,因为现在每一个镜头的前面都加了蓝色的滤光片。这是上级规定的。这种风景只能用肉眼看见。假如将来有一天,上级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戴蓝色眼镜的话,就再没有人能看到这样的风景。天会像上个世纪一祥的蓝。领导上很可能会做这样的规定,因为这样一来,困扰我们的污染问题就不存在了。在我过四十八岁生日那一天早上,我像往日一样去上班。这一天就像我这一辈子度过的每一天一样,并不特别好,也不特别坏。我选择这一天开始我的日记,起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。只是在时隔半年,我在整理这些日记时,才发现它是一系列变化的开始。所以我在这一天开始记日记,恐怕也不全是无意的了。

有关数盲症,我还知道这样一些事;它只在壮年男子身上发作,而且患这种病的人都是做技术工作的。官方对它的解释是:这是一种职业病,是过度劳累造成的,所以数盲症患者总能得到很好的待遇。这一点叫人垂涎欲滴,而且心服口服。数盲者不能按行阅读,只能听汇报;不能辨向,只能乘专车;除了当领导还能当什么?这是正面的说法。反面的说法是:官方宣布的症状谁知是真是假。数盲清正廉洁,从来没有一位数盲贪赃枉法(不识数的人不可能贪),更没有人以权谋私,任何人都服气。这也是正面说法。反面的说法是他们用不着贪赃枉法,只要拿领导分内的就够多了。正面的说法是领导上的待遇并不超过工作需要,反面的说法是超过了好几百倍;所以应该算算账。为此要有一种计数法、一种记账法、一种逻辑,对数盲和非数盲通用,但又不可能。有位外国的学者说,数盲实质上是不进位,只要是工作需要,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进位,始终是工作需要,故而是用了无穷进制计数法。这种算法我们学不会。假如你就这一点对数盲发牢骚,他就笑眯眯地安慰你说:你们用的二进制、十进制我们也不会嘛。大家各有所长,都是工作需要。 现在要说明的是,北戴河是华北一座新兴的科技城市,它之所以是科技城市,是因为技术部设在这里。王二是技术部的老大哥,也就是常务副部长。这是未患数盲症的人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,是一种类似工头的角色。有时他把自己叫做“王二”,有时把自己叫做“我”;但从来不把自己叫做“老大哥”,这个称呼是专供别人使用的。

我总是从反面理解世界。早上起来时,我数数,同时也是把灵魂注入了肉体。我爬起来,从侧屋里推出摩托车,从山上驶下来,驶到一片黑烟和噪声里去。这种声音和黑烟是从过往车辆上安着的柴油机上喷出来的,黑烟散发着一种燃烧卫生球的气味,而噪声和你的脑子发生共振。这种情形可惜以往那些描写地狱的诗人——比方说但丁——没有见过,所以他们的诗显得想象力不够。 只要你到了大街上,睾丸都会感到这种震荡(对于这件事,有一个对策,就是用一个泡沫塑料外壳把睾丸包装起来,此物商店有售,但是用了以后小便时有困难),而黑烟会使你的鼻涕变得像墨汁一样(你也可以用棉花塞住鼻子,用嘴呼吸,然后整个舌头都变黑,变得像脏羊肚一样)。早几年,还可以用我设计的防毒面具,后来吓死过小孩子,不让用了。当然,假如你坐在偶尔驶过的日产轿车里,感觉会有不同。日本人对出口中国的车辆都做了特殊设计,隔音性能极好,而且有空气滤清器。当然,日本人很少得救盲症,故而这些车的售价都到了天文数字,只有得了数盲症的领导才不觉得贵。因为这些原故,乘日本车的人极少,大多数人乘坐在吼声如雷的国产柴油车辆上。驾车的家伙们还表现出了破罐破摔的气概,十之八九把消声器拆了下来。让黑烟横扫街道,让噪声震破玻璃。因此街上的行人都打伞,见了黑烟过来,就把伞横过来挡挡,而临街的窗户都贴了米形纸条,好像本市在遭空袭。这都是因为有人拆了消声器。假如你逮住一个问他为什么这么干,他就说,消声器降低马力增加油耗,而且装上以后还是黑,还是吵,只不过稍好一点,实属不值。当然,你还可以说,取下消声器,省了你的油,吵了大家,所以应该安上。他则认为安上消声器,大家安静,却费了他的油,所以应当取下来。归根结底,假如消声器能省油,谁也不会不安它。如果说到了这儿,所有的人都会同意:也不知是哪个王八蛋设计的这种破机器。只有我不同意,因为这个王八蛋就是我。所有街上跑的、家里安的柴油机,只要是黑烟滚滚,吼声如雷,就是我设计的,假如既不吵,也不黑,那就是进口的,而且售价达到了天文数字,具体数字是多少是国家机密,我们不该知道,而知道这些数字的人,又根本不知是多少。

2 每个当了老大哥的人,都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品行,就拿我来说,有时候我就是我,有时候是王二,他是一个随时随地就在眼前的四十八岁的男人。在后一种情况下,“我”却不知到哪里去了。小徐没有摩托车,必须有人去接他上班。好吧,王二就在眼前,那么王二就去接他吧——这时根本就没有“我”这种东西。等到“我”回来时,就会发现这样做消耗了我的汽油,毁了我的车——这种小摩托设计载重是八十公斤,王二一个就有八十公斤。除此之外,他像个鸡奸者一样趴在我身上。小徐这东西占了你的便宜也不说你好。这都是责任心过强带来的害处。 责任心过重常常使我大受伤害,每次部里有人失踪了,我都到处去找:去公安局,去医院,甚至低声下气去问保安(他们对裁员不友好,摩托车在他们门前停片刻,车胎就会瘪)。到处都找不到之后,坐在技术部里长吁短叹道:假如某某能回来,咱们就开party庆祝——我贡献一百美元。同事们说;算了吧老大哥,这小子准是得了数盲症。但我不爱听这话。我从来不相信哪个某某会得救盲症。结果他真的就得了数盲症。每次发生了这种事,我都有被欺骗、遭遗弃的感觉,一屁股坐在凳子上,叫道:给我拿救心丹来! 其实我根本不保表面上那样天真。我已经四十八岁了,我认识的人发数盲的,多到我记不住。这就是说,我完全知道谁会发数盲——我见过的太多了。就以目前为例,我可以打赌,技术部有一个数盲,就是趴在我背上这个姓徐的。早上他提着塑料水桶,里面只有点底子,或者底子都没有(你要知道班上不供应饮水,自己不带水就是想喝别人的);头上戴顶二战时期飞行员的帽子,哆哆嗦嗦地站在路边上,拖着两截清鼻涕,长相尖嘴猴腮。就是把他行将发数盲这一点撇去,也足够不讨人喜欢。我不知道有谁喜欢他,不论是男人女人。但是他现在没有发数盲,他是我的人。他没有钱可以找我借,当然事后准不还;没水吗可以找我要,但是我的水也不多。这就是说,我必须爱他,因为我是老大哥。

二十年前我来过北戴河,达地方东西两端各有一座小山,山上树木葱茏,中间是一片马鞍形的地带,有海滩,海滩背后的山坡上树林里面是一些别墅——一些优雅的小房子。现在海滩的情形是这样的:海滩背后没有了树,那些别墅还在那里,但都大大地变了样。所有的门窗都不见了,换上了草帘子、包装箱上拆下的木板、瓦楞纸箱,里面住着施工队、保安员、小商小贩,总之,各种进城打工的人,门窗都被他们运回家去了。他们在院子里用砖头垒起了一些类似猪圈的东西,那是他们的厕所。烟囱里冒出漆黑的烟,因为烧着废轮胎。海滩上一片污黑,全被皮油污染了。海面上漂满了塑料袋,白花花的看不到海水。废轮胎、废油、塑料袋我们大量地拥有,而且全世界正源源不断地往这里送。简言之,海滩变成了一片黑烟和废油的沼泽地,如果山上很脏的话,这里就是个粪坑。而小徐却偏愿意住在这里——这就是说,我不得不过下来接他。假如不是这样,我情愿永远不上这里来。出于过去的职业训练,我见了丑陋的东西就难受。 技术部的房子在东山边上,三面环有走廊,这说明这座房子有年头了,过去是某位达官贵人的避暑别墅。前几年站在走廊上可以望见大海,现在在刮大风的日子里还可以看见,在其他的日子里只能看到一片黑烟。走廊用玻璃窗封上了,这些玻璃原来是无色的,现在变成了茶色。这些变化的原因当然是柴油机冒出的黑烟,现在这所房子顶上有一根铁管烟囱也在突突地冒这种黑烟。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,因为这间房子也需要取暖、需要照明,取暖就需要柴油机冷却水来供给暖气,照明则需要柴油机带动地下室里的发电机。这个嘣嘣乱响的鬼东西是我十年前的作品,代表我那时的能力。现在我应当能设计出一种柴油机,起码像泰国的产品,那种机器发出蚕吃桑叶的沙沙声;或者像日本柴油机,那种机器无声,也不排废气;当然,谁也不能要求我设计出瑞典柴油机,那种东西你就是把屁股坐在上面,也不知开动了没有。但是应当是应当,实际上我就会造这种鬼东西——开动起来像打夯机和烟雾弹的东西。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像我们这样,人家甚至很少用柴油机,这是因为那里能找到足够多的未患数盲症的人,来设计、制造、维修那些清洁、有效的集中供电系统。虽然现在已经证明了数盲不传染,但是要请这种人到中国来做技术顾问,却没人应聘;因为人们怀疑它与环境有关系。人们还说,数盲是二十一世纪的艾滋病,在未搞清病因、发现防护措施之前,科技人员绝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冒险——事实上,的确有几位到中国服务的科技人员在这里发了数盲症,后来成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,享受中国政府的终身养老金。此后有人敢来冒险,但各国政府又禁止科技人员到中国来——科技人员是种宝贵的资源。来的和平队都是些信教青年,所学专业都是艺术、人文学科。就算在来中国前学习一点科学技术的突击课程,顶多只能胜任科技翻译的工作,而希望全在末患数盲症的中国人身上。这些人在早上八点钟以前到了这问房子里,满怀使命感开始工作。

王二来上班的时候,已经是最后一个。他从摩托车座位下面的工具箱里拿出一个塑料水箱,走进那间房子,有一个大号的洋铁壶放在小小的门厅里,旁边放了一个量杯,王二从水箱里量出一升水,倒进水壶里,然后旋紧盖子,把水箱放到一个架子上——那上面已经故了四十多个水箱,每个水箱上都有一块橡皮膏,写着名字。然后他脱掉大衣,走到水池子前面,拧开水管子,里面就流出一种棕色的流体——这种东西被叫做自来水。王二从水池边拿起一条试纸试了,发现它是中性的,就在里面洗了手。不管它是不是中性,都没人敢在里面洗脸。因此他拿出了一块湿式的卫生纸巾,先擦了脸,又擦了手,然后走进大厅。这是一种精细的作风,和数盲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在开大会时,你常能看到领导在主席台上倒一塑料杯矿泉水,喝上几口,把剩下的扔在那里,过一会再去倒一杯。等开完了会,满桌子都是盛水的杯子。造就叫领导风度。好在这些水也不会浪费,我们当然不肯喝,想喝也喝不着。保安员都喝了,他们也渴。水这种东西,可不止是H2O而己。 因为每人每天只有五公升的饮水,所以烧茶的开水都要大家平摊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当然想利用一下自来水——这种水是直接从河里抽上来的,没有经过处理——就算不能达到饮用的标准,能洗澡也成。有时候它是咸的,这不要紧,因为不管怎么说,它总比海水谈,甚至可以考虑用电渗析。有时含酸,有时含碱,这可以用碱或酸来中和。有时候水里含有大量的苯、废油,多到可以用离心机分离出来当燃料,有时候又什么都不含。有时它是红的,有时它是绿的,有时是黄的——水管里竟会流出屎汤子——这就要看上游的小工厂往河里倒什么了。有时候他们倒酸,有时倒碱,有时倒有机毒物,有时倒大粪。要净化这种水,就要造出一个无所不能的净化系统,能从酸、碱、有机毒物甚至屎里提取饮用水。这对于科班出身的工程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,更何况我们四十一个人里有四十个是半路出家。除此之外,还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洗澡问题,其一是在夏天到海里去游泳,上岸后用砂子把身上的柴油渍擦去,然后用毛巾蘸饮水擦,因为柴油渍总不能擦得很干净,故而洗了以后像匹梅花鹿;另一个办法是在冬天用蒸馏水来洗澡——我们有利用荣油机废热制蒸馏水的设备。蒸馏水虽然无色透明,但也不干净。洗这种澡鼻子一定要灵,闻见汽油味不要大惊小怪;酚味也不坏,这是一种消毒刑;闻见骚味也不怕,有人说尿对头发好。假如闻见了苯味,就要毫不犹豫地从喷头下逃开,躲开一切热蒸汽,赤身裸体逃到寒风里去。苯中毒是无药可医的毛病,死以前还会肿成一个大水泡,像海里的水母一样半透明。同事们说,洗澡这件事要量力而行,并且要有措施。跑得慢的手边要有防毒面具,女孩子要穿三点式,但是老大哥和有病的不准洗。他们坚决劝阻我在冬天洗澡,虽然我自己说,老夫四十有八不为夭寿,但他们还是不让我在干净和肺炎之间一搏,并且说,现在我们需要你,等你得了数盲症,干什么我们都不管。所以我只好脏兮兮地忍着。

我到现在还在设计净水器,一想就是七八个小时,把脑子都想疼了。一种可能是我终于造出了巧夺天工的净水器,从此可以得到无限的干净水,这当然美妙无比。但我也知道遥遥无期。另一种可能是我没有造出这样的净水器就死掉了,死了就不再需要水,问题也解决了;但也是遥遥无期。最好的一种可能性是我得了数盲症,从此也没了水的问题。 3 王二坐在绘图桌前的高脚凳上,手里拿了一把飞鱼形的刀子在削铅笔。那刀子有一斤多重,本身是一件工艺品,除了削铅笔,还可以用来削苹果、切菜、杀人。现在的每一把刀子都是这样笨重,这是因为每把刀子都是铸铁做的,虽然是优质的球墨铸铁,但毕竟不像钢材那样可以做得轻巧。他在考虑图板上的柴油机时,心里想的也全是球墨铸铁,不到万不得已,不能考虑像金子一样贵重的进口钢材。除此之外,钢是危险品,要特批,报告打上去,一年也批不回来。在这种情况下,当然只能设计出些粗笨、低效的东西,这是可以原谅的。只不过他的设计比合理的粗笨还要粗笨,比合理的低效还要低效,这就是不能原谅的了。他只能在另一个领域施展想象力;把柴油机做成巧夺天工的形状,有些像老虎,有些像鲤鱼,有些什么都不像,但是看上去尚属顺眼。不管做成什么样子,粗笨和低效都不能改变,而且像这样稀奇古怪的东西根本不能大批生产,每种只能造个三五台,然后就被世界各国的艺术馆买了去,和贝宁的乌木雕、尼泊尔的手织地毯陈列在一起。如今全世界所有的艺术经纪人都知道中国有个“Wang Two”,但是不知道他是个工程师,只知道他是个结合了后工业社会和民族艺术的雕塑家。这样他的设计给国家挣了一些外汇,但是到底有多少,他自己不知道。这是国家机密。

有一件事我们尚未提到,就是王二和他技术部的绝大多数同仁一祥,虽然现在做着技术工作,但是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在工学院里开始的。王二本人从工艺美术学院毕业,同事则来自音乐学院、美术学院、中文系、哲学系、歌剧院等等;是一锅偏向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大杂烩,但是这锅杂烩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:每个人的档案里,在最后学历一条上,都有“速校二年”一条。这是因为随着数盲症的蔓延,所有未患这种病的人都有义务改行,到“速成学校”突击学习技术学科,然后走上新的岗位。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,就是原来的工程师患起数盲症来很快,改行的工程师却比较耐久。他们是科技精英,虽然假如没有数盲症这件事的话就够不上精英,只能叫做蹩脚货。就以我自己来说,就曾找领导谈过多次,说明自己在速校把数学老师气得吐血的事实。领导上听了以后只给了这样的指示:加强业务学习——水平低是好事,还有提高的余地,所以我们不怕水平低。我说我快五十了,没法提高。他却说五十很年轻。我问多少岁不年轻,他说是二十,同时伸出三个指头,几乎把我气死。和数盲辩理行不通。顺便说一句,数学老师吐血是真的,但他有三期肺痨;而且不是气的,而是笑的。上课时他讲不动了,就让大家讲故事。我讲了个下流笑话,他吐了血,后来就死掉了。 除了这技术部里坐着一些蹩脚货,还有一些更蹩脚的在钢铁厂里,指挥冶炼球墨铸铁,另一些在炼油厂指挥炼劣质柴油,所到之处都是一团糟,但是离了他们也不行。不管怎么说,王二在这群人里还算出类拨萃。他削好了铅笔,忽然大厅里响起了小号声,还有一个压倒卡罗索的雄浑嗓音领唱道:“Happy birthday to you!”他在一片欢声笑语里伸直了脖子,想看看这位寿星是谁。但是一把纸花撒到了他头上。这个寿星老原来就是他自己。然后他就接受了别人的生日祝贺,包括了两个女实习生的亲吻,并且宣布说,等你们结婚时,一人送一件毛衣。这是因为当时她们每个人都穿了一件毛衣——一件蓝毛衣和一件红毛衣,当然都是机织毛衣,看起来像些毡片,穿在漂亮姑娘身上不适宜。而王二的手织毛衣都是工艺品,比之刀子更送得出手。这些毛衣需要些想象力才能看出是毛衣,需要更多的想象力才能看出怎么穿。但是穿上以后总是很好看。但是这两记亲吻带来了麻烦——他上衣的口袋里出现了两张纸条。这肯定是她们塞进来的,但是各是谁塞的,却是问题。有一个规定说,禁止把未患数盲症的人调离技术岗位,这就是说,技术部门实在缺人。还有一个规定说,女人不在此列。这就是说,领导机关也要些不是数盲的人,来担任秘书工作。还有一条并不是最不重要,那就是秘书必须长得顺眼,不能长得像王二一样。因此女孩子最好的出路是在十八岁时考上工学院(工学院考分高得很,而且不招男生),二十二岁毕业,到技术部实习一年,然后到上级部门当秘书。此后很快就成了首长夫人。这是一条铁的规律,甚至不是孩子的人都不例外,只要漂亮就可以。因为这个原故,工学院挑相貌,挑来桃去,简直招不上生来。现在听说条件放宽了,但是要签合同,保证接受整容手术。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接受肯变性的男生。当然,这种货色,就如艺术家改行的我们,是二等品。

有关艺术家改行的事,还可以补充几句,我们改行后,原来的位子就被数盲同志们接替了。所以现在简直没有可以看得进去的小说、念得上嘴的诗歌、看得入眼的画;没有一段音乐不走调,假如它原来有调的话。与此同时,艺术家的待遇也提高到了令人垂涎欲滴的程度。但是这也叫人心服口服——你总得叫人家有事可干嘛。而且艺术现在算是危险性工作了,它教化于民,负有提升大家灵魂的责任,是“灵魂的工程师”。万一把别人的灵魂做坏了,你得负责任;这种危险还是让数盲来承担。假如大家都去当领导,领导就会多得让人受不了,假如不让人家当领导,人家又劳苦功高。所以就让他们当特级作家、特级画家,这还是亏待人家了。 4 我有个哥哥,已经六十多岁了,现在住在美国。1970年左右,他在乡下当过知青。我那时只有七八岁,也知道他当时苦得很,因为每次回家来,他都像只猪一样能吃。他告诉我,他坐车不用买票,而且表演给我看。有一回被售票员逮住,他就说:老于是知青!售票员大姐听了连忙说:我弟弟也是知青。就把他放了。他还告诉我说,他们在乡下很快活,成天偷鸡摸狗不干活也没有人管。这件事告诉我,为非作歹是倒霉蛋的一种特权。我们就是一批倒霉蛋,所以拥有这种特权。举例来说,假如我看中了一间空房子,就可以撬开门搬进去住,不管它贴着什么封条。过几天房管局的人找到我,无非是让我把原来房子的钥匙交出来,再补办个换房手续。但是不管我搬到哪里,房子都没有空调,没有干净的供水,没有高高的院墙,门口也没有人守卫,所以搬不搬也差不多。再比方说,我们和哪个女孩子好,就可以不办任何手续地同居,假如风纪警察请去谈话,无非是说:你们双方都没有结婚,何不办个结婚手续?只是过不了几天,这位女孩子调到机关去,就会和我们离婚。然后就是傍肩,天天吵吵闹闹。据我所知,大家都有点烦这个。但这种生活方式是不能改变的,除非得了数盲症。

我简直想患数盲症,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工作不能胜任。今天早上搞电力的小赵递给我一张纸,说道:对不起老大哥,遇到了问题。我拿起来一看,是道偏微分方程。我就知道这一点,别的一概不知。我举起手来说;大家把手上的事放一放,开会了。于是我们这些前演奏家、前男高音、过去的美术编辑、摄影记者等等,搬着凳子围成个圈子,面对着黑板上的微分方程,各自发表宏论。假如此时姓徐的不在,那也好些。他在场只会增加我们的痛苦。我说过,我们这间屋子里的人几乎都是蹩脚货,这孙子是个例外。他是个工科硕士(很多年以前得的学位),像这种人不是发了数盲症,就是到了国外,这孙子又是个例外。他听了某些人的意见,面露微笑。听了另一些人的意见,捧腹大笑。听了我的意见之后,站在椅子牚上,双手掩住肚子,状如怀孕的母猴,在那里扭来扭去。坐在他旁边的人想把他拖出去。他拼命地挣扎道:让我听听嘛!一个月就这么点乐子……这使大家的面子都挂不住了。大胖子男高音跳起来引吭高歌,还有人吹喇叭给他伴奏。在音乐的伴奏下,有些人动手拧他——怀着艺术家那种行业性的妒贤嫉能,以及对卑鄙小人的仇恨。这家伙是个贱骨头,挨拧很受用。等到乱完了之后,我就宣布散会。偏微分方程不解了,因为解不出来,改用近似算法。这个例子说明我们设计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蹩脚——用了太多的近似算法。而在近似算法方面,我们都是天才。我们已经发明了一整套新的数学,覆盖了整个应用数学的领域,出版了一个手册,一流装帧,一流插图,诗歌的正文,散文家的注释,但是内容蹩脚之极。手册的读者,我们下级单位的同行经常给我们寄子弹头,说再把书写得这样不着边际,就要把我们都杀掉。其实我们不是故作高深,而是要掩饰痛脚。

不光数学是我们的痛脚,还有各种力学、热力学、化学、电工学等等。事实上,我们的痛脚包括了一切科学部门。我知道美国有个《天才科学家》杂志(这个天才当然是带引号的),专门刊载我们的这些发明,而有一些汉奸卖国贼给他们写稿,还把我们的照片传出去,以此来挣美元稿费,其中就包括了这个姓徐的。因为他的努力,我已经有两次上了该刊的中心页,三次上了封面,还当选过一次年度“天才数学家”。据说正经搞理工的读了那本刊物,不仅是捧腹大笑,还能起性,所以我经常接到英文求爱信和裸体照片,有男有女,其中有些还不错,但多数很糟糕;危险部位全被炭笔涂掉了。我一封信都不回。对于某些搞同性恋的数学家,我比《花花公子》的玩伴女郎还性感。为此我不止一次起了宰掉小徐的心。但是我也明白,就是倒霉蛋也不能杀人。 我觉得外国的科学家缺少同情心——假如他们和工程师都傻掉,只剩下一些艺术家,我倒想看看他们那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。假如毕加索活着,马蒂斯活着,高更和莫奈都活着,我也想看看他们画起柴油机是否比我高明。但是最没有同情心的是小徐这种人。我曾经把炭笔塞到他手里,强迫他画一张画,哪怕是画个鸡蛋也行。但是他就是不接,还笑嘻嘻地说:我不成,我有自知之明。这话又是暗讽,说我们都没有自知之明。 在马蒂斯决定复活,替我来回柴油机之前,我还有一件事要提醒他:他休想得到一点顶用的技术资料。有件事和他死前大不一样:国外所有的技术书刊都以光盘、磁盘的形式出版,而这类东西是禁止进口的,以防夹带了反动或者下流的信息。至于想用计算机终端从国外查点什么,连门都没有。这是因为一切信息,尤其是外国来的信息都是危险的。打电话可以,必须说中文,因为有人监听,听见一句外文就掐线。我不知马蒂斯中文说得怎么祥,假如说得不好,就得准备当个哑巴。除此之外,什么材料都是危险品:易燃的、易爆的、坚硬的。危险这个词现在真是太广义了。在这种条件下,让马蒂斯来试试,看他能搞出些什么!

会后小徐对我说:你把你的贝宁木雕结我,我就给你算这道题。我说你妈逼你想什么呢你,又不是我要算这道题。那时候我的脸色大概很难看,吓得他连连后退,过了老半天才敢来找我解释:“老大哥,要是你要算这道题我马上就算,要你什么我是你孙子!” 这时我已经恢复了老大哥的风度,心平气和地说:我不要算这道题,是公家要算这道题。我尽心尽力要把它算出来,这是我的责任,但它毕竟不是我的题。小徐说:只要是公家的题他就不算,这是他的原则。但是他不愿为此得罪老大哥。我说:我怎么会?坚持原则是好事。为了表示我不记恨他,我和他拥抱,吻了他的面颊,这让我觉得有点恶心——这家伙有点娘娘腔。但我既然是老大哥,对所有的人就必须一视同仁。 有关那件木雕,有必要说明几句。那是上大学时非洲同学送我的,底座上刻着歪歪斜斜的中国字:老大哥留念——我们是有色人种。这是个纪念品,其一,它说明我上大学时就是老大哥;其二,它说明有个黑人把我当成黑人。一般来说,我们黄种人总是被黑人当成白人,被白人当成黑人,被自己人不当人,处处不落好。我能被黑人当黑人,足以说明我的品行。这姓徐的竟想把它要走,拿到黑市上卖。只此一举,就说明他要得数盲症了。 开完了数学讨论会后,我坐到绘图桌前,那个穿红毛衣的实习生搬凳子坐在我身边,假装要帮我削铅笔,削了几下又放下了。说实在的,削铅笔不那么容易,刀子钝笔芯糟,假如她只是心里有话要说,那就是糟蹋东西。那孩子悄声对我说:王老师,我会算这道偏微分题。我也悄声说道:别管我们的事——辅导老师没关照你吗?她说:关照过的,但是我的确会算。我不理她(我还要命哪),她还是不走,这叫我心里一动——于是我压低了声音说:读过?她脸色绯红,低着头不说话。这就是说,读过了。

我们过去都是艺术家,艺术家的品行就是;自己明明很笨,却不肯承认。明明学不会解偏微分方程(我们中间最伟大的天才也只会解几种常微分方程),却总妄想有一天在睡梦中把它解开,然后天不亮就跑到班上来,激动地走来定去,搓手指,把粉笔头碾成粉;好容易等到大家来齐了,才宣布说:亲爱的老大哥,亲爱的同事们,这道题我解出来了!!然后就在黑板上写出证明,大体上和数学教科书上写的一样,只是在讲解时杂有一些比喻,和譬如“操他妈”之类的语气助词,这能使大家都能理解。有了这些比喻和“操他妈”,证明就属于我们了。讲解者在这种时候十分激动并且能得到极大的快感,有一位天才的指挥家在给大家讲解“拉格朗日极值”时倒下去了,发了心肌梗塞,就此一命呜呼。这种死法人人羡慕。因为这个缘故,我们才不容易得救盲症。也是因为这个缘故,我们不喜欢女人来帮助我们。当然,有些少数丧失了自尊心的人也会这么干,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 关于艺术家不得数盲症的机理,有必要讲得更明确:我们在科技方面十足低能,弄不懂偏微分,所以偏微分才能吸引住我们。假如能弄懂,就会觉得没有意思了。这就是说,我们不能太聪明,并且要保持艺术家的狂傲的性情,才能在世界上坚持住。 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:以前我有一位同事,是吹萨克管的,是个美男子。因为在十几岁时玩过一阵子无线电,速校毕业后负责电子工程。此人钻研业务到了走火人魔的程度,发誓不把概率论里的大数定理搞明白死不瞑目。因此他就丧失了自尊心。有一回,我们部里来了个小眼镜,她说能证明大致定理,也不知用了什么手段,居然让美男子听懂了证明。然后他就完全惟小眼镜马首是瞻。听说他们在家里玩一种性游戏:小眼镜穿着黑皮短裙,骑在美男子脖子上。后来她实习期满要调到上级单位时,两人就双双殉情而死——这当然又是小眼镜的主意。刚毕业的女孩子总是对殉情自杀特别感兴趣(她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——让我们一块死吧!仿佛只剩下电死吊死还是淹死这样一些问题),但是不能听她们的,都死了谁来干活?我就接到过多次同死的邀请,都拒绝了,是这么说的:你能调到上面去很好呀,别为这个内疚;我们大男人,不和女孩子争,等等。讲完了,挨个耳光,事情就过去了。这是因为我从来不请教女人数学问题。假如请教过,知道了她们有多聪明——她们的美丽已经是明摆着的了——多半就没有勇气拒绝死亡邀请。这是活下去的诀窍。

有关这个诀窍,必须再说明一遍,因为它很严重。不能问女人科学问题,因为你已经四十多岁了,做了多年科技工作,不植大致定理、不会解偏微分方程,而且得不了数盲症,又有何面目活着?我们都在危险中,所以就不要让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告诉你,你不会的她都会。这是因为你是男高音、画家、诗人,她要得到你。活下去的诀窍是,保持愚蠢,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。有一句话,我要与大家共勉:好死不如恶活。我的兄弟们,我已经四十八岁了,还有一身病,但还在坚持。 5 今天是星期四,也是我四十八岁的生日。这一天的一切,都有必要好好总结一下。我像往常一样上班去,天像往常一样黄,自来水像往常一样臭,像往常一样,有人遇到了一道数学题,我们开会讨论,并且像往常一样没有解出来。这都是表面现象。实际上,我比往常老了一岁,天比往常更黄了一点,自来水比往常更臭了一点,没有解出的数学题比往常多了一道,一切都比往常更糟糕。我在制止这个恶化的趋势方面竭尽了心力:力图忘掉今天是我生日,力图改进我的柴油机想让它少冒点烟,力图想出一种净水器,力图解出那道数学题,但是全都没有结果。我们技术部里每个人都在力图解决这些问题(只有第一个问题除外),但是都没有结果,因为他们都比我还笨。只有一个人除外。首先,他可以解出那道数学题,其次,他是学化工的,在水处理方面肯定有办法;最后,他是管燃料的,假如能给我纯净一点的燃料,柴油机就可以少冒一点姻。但是他什么都不干,到班上打一晃,看完了我们的洋相后,就溜出去了,而且是借了我的摩托车。我有确实的情报,他是跑到上级那里去打小报告去了——虽然他自己说是去医院看病——此种搞形说明他很快就会发数盲症。我应该不借他车,但是我不能。他说,他要去看病。而且我是老大哥。

字体大小

确定

背景颜色

舒适 夜晚
确定